发布时间：2024-11-18 17:09:41 来源: sp20241118
救养超过2000只流浪狗的王京涛见过太多伤病的狗。骨折像家常便饭，被人打断腿的，打“狗架”瞎眼的，器官畸形多是狗场无序繁育的产物，经历过车祸的大多半身不遂。
狗结束流浪的情况大致分三种，被救养、被捕或被抓去宰杀。被救养的狗是少数幸运儿，“恐怕不到一半。”救助者会帮它们治好伤病，费用从几百到几万元不等，最终，它们或被人领养回家，或在救助机构度过余生。而被捕的狗会先被送进收容站，如果规定期限内无人认养，就只好等待死亡。
狗的命运取决于人和环境。对一只不得不开始流浪的狗来说，未来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同时，它本身也变成一个不确定因素，对其他动物、人类，甚至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10月，四川崇州犬伤人事件后，全国多地的流浪狗救助线索突然增多。几名受访的救助机构负责人注意到，每天增加的流浪狗已远超他们的救养能力，如果要救更多狗，开支也会更多。位于北京、深圳和绍兴的三家救助机构的成员们，正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解决流浪狗管理的种种问题再次紧迫起来。
这三家机构创办的初衷都是关爱流浪动物，因理念和执行上的差异，如今发展成不同的形态，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识：流浪狗是救不完的，要坚守，更要求变。
在城市游荡
城市里的流浪犬像孤魂野鬼。它们经常出现在垃圾场、拆迁工地、农贸市场和夜晚被车灯一照而过的马路旁。
北京太大犬流浪狗宠物服务中心负责人王京涛对此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据北京市保护小动物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北京的流浪猫狗已经达到40万只，在王京涛看来，城市扩张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京涛从事流浪犬救助已快9年。早年间，他“接狗”的地点多是拆迁工地和城乡接合部。
对流浪狗而言，城市的边缘地带足够自在，没有马路上飞驰的汽车，也不会遭人追打。偶尔还能从废墟、垃圾堆里扒出些吃的，尽管那些食物很可能已经过期变质，吃了就会生病，甚至死掉。
“有的地方能聚几十只，成帮结派的。”王京涛还记得，“狗帮”间常常打架，轻则耳朵残缺，秃毛掉牙，重则瞎眼断腿，终身残废。
流浪狗比家狗更有领地意识，非常警惕外来者。他遇到过几只脾气差的，靠近时，先梗着脖子冲人龇牙，喉咙里发出“呜呜”声。再走近，就是一连串奋力的吼叫，这时要是再上前，它就很可能扑人。
为了保护自己，“接狗”时夹子、网兜是必需品。遇上成群结队的狗帮时，就得和同事配合围捕。先铺张大网在地上，把狗赶上去，几人同时提网，狗帮就被一网打尽。
围捕只适合平坦的地面，一些狗藏在钢筋水泥碎块的缝隙里，还有的会刨地挖洞，对付这些机灵狗，王京涛只能逐个儿诱捕。
时间长了，他渐渐总结出规律：哪里动迁，哪里的流浪狗就多。他驾车穿梭在城市的拆迁村落，那里聚集着大量的流浪狗。村民搬迁上楼，曾经看家护院的狗被留在原地。或许因生长于此，狗不愿离去，守在废墟之上，整日游荡。
有时凌晨一两点，王京涛恰好驶过五环外，在那些城乡接合部附近的马路上，他常常看到“一堆堆的狗”。有的在溜达，有的在翻垃圾桶。这些狗大都毛发板结，眼神涣散，成群的苍蝇围着，还有的长了皮癣，伤口上趴着虫子。
他见过不少流浪狗尸体。有冬天里冻得僵硬的，有瘦得皮包骨头、活活饿死的，有马路上被压扁的，还有吃了脏东西病死的。
“流浪狗的成活率连一半都达不到。”王京涛说。
环境影响了流浪狗，同时它们也在改变环境。
它们会在出没的地方随地大小便，留下难闻的气味。其次，它们会伤害其他动物，2020年，宁夏固原的一只流浪狗闯进一间鸡舍，咬死了500只鸡。野生动物也会受其侵扰，2021至2022年，辽宁大连至少10只梅花鹿命丧流浪狗之口。
最后，一旦流浪狗携带狂犬病毒，将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危害。狗传播的狂犬病病死率为100%，目前还没有任何药物治疗。2020年1至9月中国狂犬病发病数量为152例，死亡人数为114人。其他动物也会被感染，2013年，台湾发现至少124例鼬獾确诊感染狂犬病。
为杜绝流浪犬可能带来的危害，扑杀曾是某些地区治理流浪犬的主要手段。如今，大部分地区施行捕捉后收容，在规定期限内无人认领后，无害化处理流浪犬的办法。
流浪狗从哪来
王京涛告诉记者，流浪动物主要来源于遗弃、繁殖和走失。在一次次的救助经历中，王京涛发现，狗之所以流浪，原因出在人身上。
遗弃宠物的原因总是千奇百怪，“搬家、换工作，或者只是分手。”深圳市全心犬意小动物保护中心(下称“全心犬意”)的负责人徐女士曾救助过一只名为“助助”的狗，它的主人原本是一对情侣，后来两人分手，双方都把“助助”视作心病，不想养，最终是徐女士和其他救助者共同出资，收养了“助助”。
绍兴流浪动物保护中心(下称“绍兴动保”)志愿者小唐(化名)也曾不止一次遇到因情侣分手而退养狗的事。不久后，中心把感情关系是否稳定视作最重要的领养资格指标之一。“狗就像孩子，父母关系不好，孩子的处境会好吗？”
《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当年我国宠物狗数量为5429万只，流浪狗数量为4000万只。在王京涛看来，当代人对伴侣动物的需求催生了庞大的宠物市场，同时，这也可能吸引更多没有底线的投机者入场。
养狗门槛低是宠物市场繁荣的另一个原因。买狗的途径越来越多，狗的价格越来越低。“有些狗贩私下大量繁育幼犬，数量一大，成本自然就低了，售价也就便宜。”王京涛说。
徐女士在深圳的夜市上见过不少狗贩，贩卖的都是品种幼犬。几百块就能买到一只金毛或雪纳瑞。有些情侣逛街时，男生为讨女友欢心，当即买下一只。“他们大多一时冲动，没有认真考虑过养狗的成本。”这就为日后遗弃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一些狗贩为了追求更纯的血统，让品种狗近亲繁殖。但成功的概率很小，失败的幼犬大多器官畸形，或患有无法治愈的基因病。
王京涛回忆，疫情期间宠物生意不好做，繁殖户为节省成本，看到刚出生的幼崽品相不好或有病征，还未等满月，就整窝打包扔进垃圾桶。
志愿者路过，听到垃圾桶传出叫声，打开一看，七八只奶狗装在打了结的塑料袋里，一只还没成人的手掌大。
这些被救养的繁育犬终究只是少数，剩下没人救的繁育犬，要么饿死，要么流浪。“刚出生就被抛弃的繁育犬，没有防疫，以后携带传染病的可能性更大。”王京涛说。
此外，那些被狗贩遗弃的幼犬长大后会自行繁殖，其中不乏有先天基因缺陷的，它们的下一代很可能也有。除了基因，习性也会在一代代繁殖种演化。
王京涛记得，一些城乡接合部附近，会逐渐出现流浪狗二代、三代。这些狗的习性会越来越野，最后压根儿不亲人，甚至具有攻击性。
他试图用自己的力量缓解这个问题：把它们接回基地，体检、防疫、绝育，然后过上温饱不愁的日子。
如何救养流浪狗？
王京涛的新基地位于北京昌平区，离主城区很远。先坐地铁5号线到终点天通苑北，再换乘537路到终点站。如果凑巧，站牌边会有拉客的三轮车司机，花10块钱就能坐到基地门口。
新基地养着超过2000只流浪犬。附近村民管那里叫“养狗的”。“那狗可太多了，叫起来方圆几里地都能听到。”三轮车司机说。公路、乡道，再驶过一段坑洼的土路，基地蓝色的彩钢大门就出现在了眼前。
这片荒地周围住户少，紧邻坟场。“办基地最怕扰民，”王京涛说，他尽力和附近村的支书、村民搞好关系，“村支书决定(基地)能不能开，邻里关系决定你能开多久。”
逢年过节，他四处打点，送礼吃饭，平时和邻居多走动。还将基地的狗粪打包送给隔壁农田的负责人，对方大喜，“有肥料用了。”
事实上，选址几乎是所有流浪犬救助基地都会面临的棘手问题。
绍兴动保的基地搬过三次家，负责人金阳回忆。第一次因为原场所要拆迁，第二次因为村民投诉，第三次因为选址在水库上游，当地担心对水源有影响。目前，基地搬到山里，才基本平稳下来。不过因救助狗的数量不断增加，未来还有扩建的可能。
反复迁址，再加上救养的流浪犬越来越多，绍兴动保的财务压力也在逐渐增大，金阳甚至把房产抵押，从银行贷款。
“不敢想钱的事，过一天算一天。”在绍兴动保做了5年志愿者的小唐说，狗不可能不救，只能尽力节省成本。
现在，基地每日救助的流浪犬数量已被严格限定，不能超过20只。先救情况危急的狗，有人长期投喂的狗可以放一放。同时，在狗的吃住防疫各方面精打细算，“把一块当十块花。”
不断增长的流浪犬救助量和有限的资金来源，是大部分民间流浪犬救养机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矛盾。在深圳，徐女士摸索出了不同于另两家的运营模式——将流浪狗有偿寄养在犬舍，由最初发现并救助的志愿者负责，志愿者通过宣传，拉动其他爱狗人士，组建共养群，一起平摊费用。
在徐女士看来，搭建实体基地太不切实际。深圳寸土寸金，流浪犬数量不断增加，注定要不断扩张，开销也不断增加，最终会拖垮救助者，“无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
以项目负责制为基础的共养模式有三点好处：一是不需要用地，二是让救助者直接感受到养狗之难，避免爱心泛滥，三是每位志愿者和共养人会主动为机构做宣传。
这都要归功于被情侣遗弃的小狗“助助”。当年，徐女士决定救助它时，微信群聊里有37名朋友提出共同收养，后来他们组建了第一个共养群。从去接“助助”，到去医院打疫苗、绝育，再到日常寄养的费用，都由大家分摊，“每个人出二三十块”，“助助”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决定救一只流浪狗，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
“但当你救下它后，就要为它负责到底。”绍兴动保志愿者小唐说。
绍兴动保曾救养过一只流浪犬“小八月”，是只金毛串串。“小八月”被发现时，背部掉了一大块皮，尾椎骨也受过重伤。为救下它，光医药费就花了将近52000元。
即便手术过后，“小八月”还是不能自理大小便。身体情况太差，无人领养，最后是基地的一名志愿者收留了它。“跟护理人一样”，志愿者要给它擦拭屎尿，如果坐久了屁股会生褥疮，因而要经常给它翻身。
救养一只流浪狗所需的人、时间和金钱，远比常人想象中的多。但小唐很坚定，说绝不会抛弃任何一只基地里的狗，即便近几年基地已经“超负荷运行”。
对流浪犬救助者来说，爱心是动力，但有时也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对此，王京涛自称是理性的救助者。他基地有只养了七八年的流浪狗，最初被发现时，瘫在地上走不了路。王京涛打听到，如果给狗做手术，至少要花6万元。他没舍得，“什么东西都有尺度，我不可能为了救1只狗花费100只狗的生活费。”
“它能活就活，不能活我也没办法。”王京涛带它回基地，叮嘱最负责的工人，每天给它上人用的跌打药。后来它竟能走了，只是跑起来时，一条腿老是蜷着。
未来怎么办
四川崇州狗伤人事件后，小唐发现救助群、视频号后台的救助线索数量剧增。“一天能收到上百条。”徐女士和王京涛也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退养的人在变多，“觉得养狗风险太大。”社区对狗的敏感度在升级，有些饲主的邻居开始举报，甚至对狗喊打喊杀。
越来越多人退养、遗弃狗，对救助机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不理解的声音也在增多。
需要救助的狗太多，绍兴动保的救助者不可能全部接收。一些没有性命危险的狗只能就近安置，有些网友便指责绍兴动保的专业度不够。
王京涛经常听到附近的村民在背后议论，“养那狗干啥”“有啥用”“人都管不过来，还管狗的事”。
“我不这么认为。动物的事就是人的事，善待动物就是善待自己。只有从根源上杜绝遗弃和无序繁殖，才能避免狗伤人。”王京涛说。
小唐和其他志愿者的手上经常有伤痕，那是给狗剃毛、拆线时被咬的。小唐认为，咬是狗的本能，人也一样，可他们这些伤绝不能称之为狗伤人。四川崇州狗伤人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饲主。
伴随舆情而来的，还有各地流浪犬治理力度的增加，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捕杀流浪犬的现象。徐女士说，事发后，深圳市相关部门同多家流浪动物机构一同讨论过流浪犬的治理举措。
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流浪犬治理，还应循序渐进，追捕时暴力殴打被明确禁止。
在宠物文化开展较早的欧美国家，治理流浪动物的措施大都从动物的角度出发，采取保护性措施，而不是捕杀。
纽约市相关法律规定，政府的责任是围捕流浪的宠物犬， 而不是伤害宠物犬，并且在归还主人或为其另寻主人前必须确认该宠物犬的身份并安置在合适的处所。
英国的《环境保护法令》规定，政府必须围捕迷途宠物犬，若无人认领则必须将该动物安置在合适的地方，必须保持任何公共地区不存在迷失动物。
从立法看，国外可供借鉴的法律也有很多。在对饲主的要求上，德国《动物保护法》规定：每个与动物打交道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物质条件。日本的《关于爱护及管理动物的法律》提到，“所有人要认识到动物是有生命的，不仅希望不要肆意虐待，而且要致力于建成人与动物共生的环境，在充分了解动物习性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待动物。”
在遗弃动物上，意大利 《动物保护法》规定，虐待或遗弃宠物者，可被判1年监禁或10000欧元的罚款。德国《动物福利法》第13条规定，不得以产生不必要的危险、疼痛、痛苦或者伤害的设备或者物质去抓、赶走或吓跑脊椎动物。
徐女士知道，目前在中国，想从立法层面解决流浪犬治理，仍需很长时间。因此，“全心犬意”开始更多关注技术层面的措施，积极推广芯片植入，身份信息回溯等方式。
香港的《狂犬病条例》规定，遗弃动物可处罚款1万元以及监禁6个月。类似法律可以施行的前提，是当地芯片植入技术已足够普及，徐女士认为。
王京涛也在寻求突破。一方面，他意识到宣传对于基地运营的重要性，邀请了不少媒体来基地参观，不懂互联网的他也开始研究起了直播。
另一方面，他希望培养孩子的动物保护观念，与中小学合作，让学生来基地研学，“老一辈的思想改不过来了，得从娃娃抓起。”
绍兴动保的团队中，有一位志愿者专门收集流浪狗的故事，金阳希望以后能结集出版，“让更多人关爱动物。”
在这段特殊时期，每个流浪狗救助者都异常繁忙。徐女士希望继续保持高频率的领养日活动，项目负责制能长期稳定的关键，就在于保持较高的领养率，这与领养日活动的举办息息相关。
王京涛一直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最近，又一个宠物用品商希望到基地拍摄，他答应了，“做救助，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付子豪】